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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是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,为洋务运动前期的代表,同时也是淮的首领。他从事政治事活动4年,对晚清国策的制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武汉博物馆藏李鸿章书信一通,系李鸿章写给其淮系僚属刘瑞芬的回信,近期 对外公,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结合光绪初年的相关史实,分析信中涉及的内政、外交及局势,可考察19世纪7年代的中外政治态势,探究晚清变局下李鸿章为挽救国运所出的努力,以及他的真实心理。经发掘,皇寓遗址的文化堆积以二里头文化遗存为主,遗迹主要有灰坑和水井,出土遗物有陶器、石器、骨器等。据遗迹之间的叠压、打破关系及遗物形制,该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,年代分别相当于二里头遗址二期、三期早段和三期晚段,这为研究二里头文化向南传播的路径了佐证。《访古纪游图册》是清代金石考古家黄易重要的山水作品之一,具有较高历史、艺术价值。依据黄易题跋中屡屡提及的"辛卯"纪年,一般认为此册作于"乾隆辛卯腊月"即1771年12月。但其艺术风格与黄易同时期即早期山水作品差异很大,却几乎与得碑访碑图等晚期作品无异。笔者在徐邦达、刘九庵等故宫前辈鉴定意见基础之上,分析考证认为"辛卯"系"乙卯"之误改,是黄易为防范场政敌作祟保全自身而刻意为之。因此,《访古纪游图册》应为写绘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元年(1795-1796年)间的黄易晚年之作,从而在时间上弥补 《嵩洛访碑图册》(1796年)、《岱麓访碑图册》(1797年)之间缺失的关键一环,使四者连缀成为一个有机整体,对于黄易晚年金石访碑研究意义重大。夏商时期, 奠基葬始见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并进入繁盛期,这可能与二里头文化北上晋南、吸收或继承当地文化因素以及二里头文化向南扩张有关。商代前期, 奠基葬是"殷因于夏礼"的重要体现。晚商时期, 奠基葬呈现式微之势。墓底铺 是夏族群尤其是 "落葬礼"的重要环节,目的是保佑墓主人在冥界的安全。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河南中部的颍河中上游。龙山时代前期,这里是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、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屈家岭文化的交汇地带。分析出土陶器的形制特征,可知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以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因素为主,吸收了少量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、屈家岭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。14年,对新乐遗址进行了发掘,发现新乐下层文化房址3座、灰坑1个,新乐上层文化房址1座、灰坑4个、灰沟2条,出土有大量夹砂陶片、少量石器及煤精制品。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新乐下层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52~48年。根据出土遗物,推断新乐上层文化早期遗存的年代约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。9年发掘的南白楼墓地中有5座为唐代墓葬,均为洞室墓,出土遗物有瓷器、陶器、铜器、铁器、漆木器和墓志。根据志文可知这5座墓均属赵郡李氏,为M2墓主李琎夫死后,其子侄将李琎及其、父辈、祖辈迁葬或合袝于此。此家族墓地的发掘,为研究赵郡李氏及唐代墓葬制度等了重要的。本文对唐代幽州地区佛教与社会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了整理。分别从唐代幽州地域的佛寺,唐廷在幽州地区的宗教活动,房山石经,幽州地方势力与佛教,安史之乱、会昌灭佛与幽州地区的佛教,以及唐幽州佛教对辽代佛教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梳理,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,并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。中柱盂形器因形制较为特殊,因此学术界对其名称和功用争议颇多。考察相关考古和文献,我们认为其用途大致有防虫蚀、表吉祥、蒸煮等三种,其命名方式采用用途加器形的方法,更能清楚地显示其功用和形制。13年3月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陟县苗庄村发掘了三座汉代陶窑,保存状况较好,排列规则有序,为汉代陶窑及相关学术课题的研究了新的。清代河南巡抚李鹤年撰《朱仙镇新河记碑》对于研究明清贾鲁河水运具有重要价值。该碑不仅记载了明清贾鲁河上游、下游的水系构成状况和河道变迁,而且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明清时期贾鲁河水运的历史价值了珍贵。由《朱仙镇新河记碑》记载可知明清贾鲁河水运不仅承担了中原地区与东南沿海的水上,而且在战国鸿沟水系、隋唐通济渠、宋代汴河淤塞失去水运功能后,再一次承担了沟通黄河、淮河两大水系的历史重任。23年12月3日,康有为游览三门峡,书写了《题三门》诗后,还题写了"砥柱"二字。抒发他渴望疏通黄河天堑,学习西方,振兴中华,变法改革的情怀。泰州稻河历史街区的泰州老照片展示厅展出的唐代佛教石经幢,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。这件石经幢表面刻有多行文字,字迹非常清晰,笔法浑圆饱满,属于书法文物精品。文字内容主要记载唐代佛教经书翻译家伽梵达摩翻译的经典《大悲心陀罗尼经》。其中也出现了关于泰州"海陵"的记载,特别还出现了县令崔鲁的记载。这为泰州建城史及地名演变、职史研究等了重要的实物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、历史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。经过仔细辨析、对比碑刻文字,可知泰州在唐代就已经称为"海陵"。这也符合《旧唐书》中关于泰州"海陵"的文献记载。这件石经幢的具体来源,为泰州唐代南山寺旧物的可能性非常大。